而行政处分的约束理论主要包括行政处分的权限、程序与法律效果等方面。

更进一步讲，在国内的制度中，规范的宪法化旨在使行政法的价值与原理超越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以及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界限。前两者的参与是很重要的。

尽管这篇论文的作者们把这些类别作为完全可以产生全球行政法的情形，但笔者认同的是施奈德与马林斯基，即全球法律多元主义不只是提供游戏规则。然而，这种包罗万象的善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绝不是说人类无须再努力以尽可能地实现善治。从人权文本中的坚实基础出发，以人权的名义主张正当程序标准具有普世性只是小小的一步。(95) 事实上现代的权利法案包含有关正当程序的规定是标准的做法，就像《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那样赋予其宪法地位。四、跨国善治价值中的行政法原则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开列了一份增长与发展所必备的措施目录，包括保障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执行契约的权利，但是，在向更柔和的经济自由发展时，兰德斯又添加了稳定、回应而且诚信的政府。

五、作为行政法原则渊源的人权：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权利为所有的普通法制度所接受(81)，而且也被其他很多法律制度认可(81)。(92)在当前这个人权至上的时代，使正当程序的价值标准宪法化或赋予其普世性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人权的名义。这已经是比较法分析的主题了，而且在欧盟这一有限的区域内，也是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推动下的一体化步骤的主题。

(85) Case 222/86 UNECTEF v. Heylens[1987]ECR 4097. 依据《欧盟宪法》，《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协定》的第253款（还有第190款）规定了说明决定理由的义务。同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价值，尽管存在重要的保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是如此，不过在行动的范围与价值的散播方面到目前为止逊于欧盟的情形，在欧盟，稳固建立并且灌输着这些原则的法院将其直接施加于各成员国。(37) 欧盟就是其中无助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杰出例证，但绝非唯一的。尼奥·弗格森提醒我们，大不列颠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强加西方的法律、命令、统治和规范，还没有哪个组织能出其右。

由于缺乏清晰可辨的政治或宪法架构，任何全球法律秩序的讨论，便很有必要区别哪些要素与法律紧密相关而哪些不是。(96) 第6条第1款规定，只要涉及确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就要在合理的时间内由独立且公正的裁判机构进行公平且公开的听证，这一内容在行政法领域极有影响。

另一方面，宣言要求政府机关应是民主的，恪守立法权为其规定的界限，要求歧视性的法律或者限制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法律被宣布无效。以及相应评论，Dyrberg,Current Issues in the Debate on Public Access to Documents, 24 EL Rev, 1999, p. 157. 还可参见Curtin,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 of Access to EU Information: An Evolving Digital Passepartout?, 37 CIVIL Rev, 2000, p. 7。(58)节俭与精干价值的这种显著地位进一步推动在行政法中嵌入另外一套柔性的价值。李本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人权的普世性（真实的或虚幻的）——因为人权出现并发展于欧洲和西方——提出了质疑。

(113) 这里存在有关自愿性、有效性以及从批评的角度来看的正当性等关键问题。或许多元主义与多样性是更好的选择。(29) 伴随着私有化、自由化以及随后规制化的自由主义经济议程，20世纪70年代晚期新右派政治学的突然出现给公法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后果，导致了责任性的式微，因为私法取代公法成为控制机制。必须谨记的是，斯图尔特重构行政法的主张，重构的目的在于向更广的参与者开放决定，并且让其更多地渗入到决策过程，这一主张是根据美国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背景提出的。

因此，许多国际人权文本都包含正当程序权利，其属于从古典行政法律制度中发展而成并受其保障的那种类型。代理与授权原则被用来正当化在全球层面设定规制性的标准。

于是人们对许多体制中的行政法定义都强调控权功能也就见怪不怪了。这种薄的或程序性的法治版本有可能盛行于经济共同体当中，不过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得到完全一致的解释。

⑦ 因此本文的一个观点是，这样一种体系的演进，会侵蚀那些经常遭到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同样地，世界主义社会民主（cosmopolitan social democracy）的运动也团结在法治议程的周围，包括在国际层面推动公正的执法以及更加透明、负责任与民主的全球治理。换句话说，民主国家运用外事权，默许委托政府间组织填充国际‘社会契约条款(43) 的权力。就此而言，法国的模式却相当不同，在法国，行政法官是从行政机关内部发展行政规范，而规制框架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政机关。⑨ 这可以被视作西方政府制度与政治理论内部的孪生理念的长征，从此作为法律秩序的支配性原则融入全球与跨国的治理制度当中。因此，在非官方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提出的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议中，由市民社会代表构成的议会制机构连同适用于国际市民社会的申诉委员会（Petitions Council）就很重要。

或者，面对即便是可能的小灾小难，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地回应他们的吁求。例如，在宪法层面上，法治衍生出诉诸法院解决争端之权利原则。

这些人权采取的是良好行政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administration）这种形式，覆盖了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领域。(45) 例如，法治曾是1959年新德里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的中心议题。

(62) 惊慌之下，欧洲议会设立了一个强大的、全部由著名律师和审计员组成的独立专家调查委员会。(35) See Seidel,Co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F. Snyder(ed.),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p. 476. Streit Mussler, The Economic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rom Rome to Maastricht, in ibid.(36) Everson,The Legacy of the Market Citizen, in J. Shaw and G. More(eds), New Legal Dynamics of European Union, 1995.(37) J.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p. 9.(38) Stone Sweet,What is a Supranational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94, pp. 441～463.(39) Petersmann,How to Reform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0 Leiden J Int'l L, 1997, pp. 421～463.(40) Petersmann,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Law: Time for Promoting Cosmopolitan Democracy in the WTO, in G. de Burca and J. Scott(eds.), The EU and the WTO, 2001, pp. 81～110.(41) Muchlinski,Human Righ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y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3 Non-state Actors and Int'l L, 2003, p. 125.(42) 在此Muehlinski引用了Petersmann与J. H. Jackson的观点：see E. G. Jackson,The WTO‘Constitutionand Proposed Reforms: Seven Mantras Revisited, 4 J Int'l Economic L, 2001 ,p. 67。

法治的核心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通过法律限制政府超越其权力范围，普通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与法国法上的行政合法原则都是以此为前提。④通过被委以监管功能的私人机构或混合组织，比如负责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的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这个世界不仅本质上难以渗入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和公共利益或共同福祉（collective good）的观念，而且还无法产生人们所希望的公共政策结果。行政法的背景理论体现的就是这些外部的价值，使得宪法与行政法的价值与原则很难区分。

在全球行政法倡导者的议程上，价值总体性的宪法化处于优先地位，尤其是在全球层面设定标准的正当性方面，要求其必须公开、参与、透明、负责任而且得到宪法承认。关于规制功能部门演变史，See M. Troper,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et l'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1980)。

(66) 这体现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46条的规定，该条指示相关机构应当同代表性的协会与市民社会保持开放、透明和定期的对话。这种推理路线重拾与强化了前面的观点，即不能仅因为制度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初看上去难以理解、然后认为反常、最后则是怀疑就简单地否定掉。

(55) 追求全球行政法与追求新世界秩序的世界民主的关联在于参与这一概念。(20) 行政法还应当包含规定行政机关如何合理制定规则的一套规则。

而更倾向于多元主义与多样性。来自53个国家的法律人签署了这一宣言，其中很多人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宣言具有很浓重的实质性内容，与下面要讨论的善治议程有着显著的相似。从这一视角来看，移植西式行政法的意识形态代表的不过是又一波文化帝国主义的浪潮而已，体现出的是公共行政领域已发生的情形。但是随着正当程序权利在人权文本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范围也在稳步拓展。

欧盟的每个机构应当明确说明并承担它在欧洲所实施的相关行为的责任。公共行政与管理协会并不是国际援助组织，而是主权国家的合意性联合会。

可参见J. M. Auby, Traité de Contentieux Administratif, 1984。也许就列韦奇所列举的那些善治标准，共识正在增加。

(125) 尽管博格纳姆采取的是不那么激愤的历史制度主义路径，(126) 她还是得出，权利，包括程序性权利在内，满足的是超国家主体的利益。⑨ 关于该项规定有约束力的解释与适用，参见Part Ⅱ, Title Ⅶ, Arts, pp. 111～114, 在此并不是评论预言该份文件最终命运。

(责任编辑：关智斌)